有关金融自由化浪潮中我国金融改革的再思考
一、“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提出及经济背景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金融制度全面崩溃。
麦金农和肖在格利和肖、戈德史密斯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1973年肖和麦金农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两部著作中，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就业及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认为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扭曲了市场均衡价格，政府以低成本获取资金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深刻指“金融抑制的危害，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
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内容及其扩展
麦金农和肖认为“金融自由化”就是通过改革金融制度，改变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分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并使之市场化，从而使利率反映资金供求，使汇率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减少对外资的依赖，最终达到充分动员金融资源，推进经济增长的目的。从内容上看，金融自由化包括国内金融自由化——废除利率管制和信贷配给，以及国际金融自由化——废除资本流动管制和外汇兑换限制。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政府在金融领域行为方式的转变。金融自由化的标志就是金融资产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金融相关比例不断提高。
以1973年麦金农和肖的经典著作出版为标志，“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正式形成，被认为是在发展经济学和金融理论领域的重大突破。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在麦金农和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一些逻辑严密、论证规范的模型，对理论进行扩展，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金融自由化在不同的时期，其内涵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的重点是推行国内的利率自由化。进入90年代，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壮大以及国际经贸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内涵进一步扩展。世界银行和IMF的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包括：对公共金融机构的私有化;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市场竞争;减少存款准备金要求;取消指导性贷款;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市场等。
三、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与金融危机
(一)一些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
麦金农——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步发展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始于70年代中期的“南锥体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金融自由化改革，这三个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取消了利率上限和信贷控制，对商业银行实行私有化。改革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在金融自由化和扩大公开的或隐性的存款保险的同时，未能加强对银行的审慎监管，改革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最终随着1982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而以失败告终。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韩国等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显得较为成功，没有出现实际利率的急剧上升和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但宏观经济状况也像南锥体国家一样不能令人满意。在1997年，马来西亚和韩国也都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二)发展中国家的三次金融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蕴涵着巨大的风险，金融自由化在有些国家取得了成功，有些则失败了;有些国家当时看起来很成功，现在则显得不那么成功;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给金融自由化政策蒙上了阴影。80年代以来，短短十几年间，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三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
三次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国家都因厉行改革而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的经济发展希望之星，吸引了大量外资;(2)危机发生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府一直是其经济活动的关键参与者;(3)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迫使这些国家对他们的经济做出痛苦的调整。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影响社会的深度、广度、力度不断加强。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长期以来东南亚经济一直在一片喝彩声中蒸蒸日上，经济在增长迅速，出口扩张强劲，储蓄和投资率显著增加。相对于拉美国家全面快速的金融自由化，东南亚诸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缓慢、保守。很多国家的利率长期以来一直低于市场均衡水平，并且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信贷指导，招致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倡导者的许多批评。四、对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思考
(一)金融控制论与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论的提出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转型经济国家，在进行国内金融改革之前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关于经济改革和政策措施排序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财政与货币的稳定是第一位，同时有学者把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放在了第一位;大多数学者均把资本账户自由化放在改革的最后一位。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来说，大多数学者把体制改革置于改革首位，同时认为财政与货币稳定也应首先启动，而资本账户自由化应最后启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自由化排序理论有了新发展。约翰逊等人的研究，对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的关联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应当融入到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中;证券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要同国内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和改革相协调。在金融体系较弱的国家应在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前或同时，解决结构性的弱点。这种综合性的改革战略，要求确立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的配合。
(二)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反思
1.宏观经济均衡是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先决条件
以上三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失衡，包括对内失衡和对外失衡。对内失衡主要表现有通货膨胀率较高，过度投机导致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繁荣，泡沫现象严重等。对内失衡又必然导致对外失衡，在名义汇率相对锁定而国内通货膨胀率又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本币就会发生实际升值，从而严重影响本国的出口能力，形成巨大的累加得到经常账户赤字。这种经常项目的赤字必须依赖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加以弥补，而一旦资本流入因外来冲击而出现下降时，原先汇率制度就难以维持，发展中国家将陷入严重的货币危机。宏观经济失衡可视为金融危机最具基础性的诱因，也是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最大障碍。因此，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是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先决条件。
2.强化金融监管条件下的金融自由化
金融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存在广泛的信息不对称，储户和银行、贷款人和借款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必然会发生“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因此，为避免或减少这类现象的发生，就要求对金融市场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管，以增加信息的充分性。这种监管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因为信息作为一种公共品，往往会发生供给不足。当单个人为判断一家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而进行调查并根据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决策时，其他人能够通过模仿他的行为而受益。这种搭便车行为必然会导致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少于帕累托最优水平。当金融机构知道它们并没有被置于充分有效的监督之下时，它们就会有积极性让存款人承受更大的风险。因此，金融市场更易于因信息问题而出现市场失效，外部的监管这时就变得十分重要。
3.金融自由化必须遵循一定的顺序
作为对发展中国家及俄罗斯、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自由化经验和教训的一种总结，麦金农出版了另一部著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麦金农在书中提出了“经济自由化的最佳顺序”：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第一步要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避免依靠通货膨胀税和金融机构的超额储备税进行融资。第二步是开放国内的资本市场，使储蓄者按照实际利率获得利益，借款者按照实际利率付息。在国内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在一开始就迅速强化货币信用体制。在价格水平稳定之前，银行必须受到管制，否则无法预测的实际利率和汇率变动将会使银行无节制地借贷，从而危及支付体系的安全。第三，成功地实现了国内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后，外汇的自由化就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外汇自由化过程中，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货币交易的自由化应先于资本项目货币交易的自由化，实现资本项目的外汇可兑换是经济自由化最佳顺序中的最后一步。
有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结论：以市场为导向解除金融抑制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广泛存在的信息问题，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必须伴有完备的金融监管，以加强可控性。金融自由化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