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当代文学的一点思考

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总结与反思,特别是现代文学以及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的当代文学的走向和趋势,时下的文风让人不禁要发问:我们的文学将何去何从?同时,我国当前处于社会的历史性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中,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趋向泛滥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暗淡其身影。许多作家都在获得小小的成功之后便志得意满,缺乏传统文学意识和世界眼光而产生的自高自傲,那些曾经由鲁迅极力批判的“精神胜利法”,新文化运动中所批判的“玩文字游戏”的种种不堪行为,大有回潮之势。默默为文学耕耘,辛勤探索的身影,放眼当代中国,能有几个?正因为如此特殊而复杂的环境,年轻的一代更显迷茫。在文学大潮中,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会为我们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历史文明而感到骄傲与自豪。然而回省自己,我们的精神内核却又显得如此的虚弱无力。细究文坛精神,也显得前劲不足,后劲无力。即便有许多“文人”仍在胡乱叫嚣,献出的尽是些借古人之手而凑出的“拼盘”。毋庸再提那些愤青者的偏激之语——他们都难以登上文学这个大雅之堂。那么,究竟是超越不了历史,还是当代人精神的失落?

      一.对我国文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有社会群落,必然就有文学。我国历史发展久远,尽管在远古时代并没有记录的语言,但人们仍进行着文学的创造——口头创造。而成文的,能算纯文学的当从《诗经》始启。综观之后的历史,文学都在起着传承文化和革新思想的作用文学根源于社会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文化特点。同时,文学也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因而思想与观念的更新,推动着历史的进步,文明的更迭。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散文呈“百家争鸣”之势,汉朝演化为赋,进一步发展。到隋唐的诗歌,把中国文明推向高峰。文明的不断进步及交际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单纯的诗歌和较短的语句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表达自身的感情而发展成为词、曲,直至明清,长篇小说的发展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可以说,我国文学的发展是由低到高,由短及长的方向发展的,诠释了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有许多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但终究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华深厚文化底蕴的线条:《诗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赋——隋唐诗歌——颂词——元曲——明清小说。其中能留传至今的经典文献,毋庸置疑,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虽然“四大名著”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如每一部名著到最后都回归到原点。但就其文学价值层面讲,应是瑕不掩瑜的。但文学发展到明清之后,其步伐便开始凌乱了。这其中有政权强制性的因素掺杂其中,尤其是八股文的开创,禁锢了无数文人的思想,凝滞了文学前进的脚步。而这情况发展到清代,尤其是晚清,更显残酷。文学的命运受到了极大的考验。但似乎在逆境中才有不可不爆发的精神力量,许多优秀的作品依然产生了。同时也有顾炎武等人对文学之路的探索。而终究文化将走向何处,历史的使命落到了现代文学家的肩上。

      二.对现代文学的探究与思索

 前面已经说过,文学发展之路在晚清趋向艰难之旅:一方面,明清两朝都在闭目塞听,尤其是晚清,几乎没有吸收任何有益的外国文化,导致文化发展走到油尽灯枯的地步;另一方面,封建专制的文化压制使得人们的思想长期受到禁锢,以及极其晦涩难懂的文字亟需进行突破和改革。“新文化运动”便在此背景之上孕育而生。在新文化运动中,众多有识之士放眼世界,吸收了许许多多西方文化,尤以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巨大。“自由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中国文化重新以崭新的姿态与世界文化接轨。但由于激进主义的影响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足,也导致了“全盘西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的严重错误,但无论如何,中国文化从此便又掀起滚滚潮流。新文化运动中尤为重要的是“白话文运动”,将我国文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即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干仍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仍纷繁复杂,文学发展的道路也扑朔迷离。一、国内、内乱不止,各军阀混战不已,之后的国共两党之间的长期战争和列强、日本无休止的侵略,使中国文学走上了艰难之旅。应该说,这时期的纯文学是比较少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内乱使一些作家必须为安身立命做出文学的牺牲。另一方面,此时有许多文人墨客处于历史转型时期而仍大搞特搞文化复古主义。正如鲁迅所说:“不是学韩,就是学苏。”使得很多作家没有自己的声音,与作品要经过作家的“心灵化”的创作规律完全畸形化。鲁迅指出:我们并非唐、宋之人,怎么做与我们毫无关系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那也只是唐宋时代的声音。然而,这也存在着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人要学“唐”、“宋”文化呢?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在新文化运动中说拒绝就能拒绝的吗?这显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问题。二、国外,中国文化在明清以来明显落后于西方,许多西方思潮在我国打开文化窗口之后便呈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国际上很少有我们自己民族的声音。整个国家不仅在政权方面受到压制和侵略,文化层面也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奴役。“这样的哑人最后就成了枯涸渺小的末人。”同时也导致了“一个发不出自己的真的声音的民族,是不可能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的。”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应归结于人的精神与灵魂。一个没有人道主义和精神内核的人,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将无论如何也引不起一丝波澜。正如鲁迅所批判的“瞒”和“骗”。“瞒”和“骗”却又在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有着很大的比例(直至今天,这趋势好像愈演愈烈,呈泛滥之势)。说真话,诉真情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鲁迅曾在《论睁了眼看》一书中疾呼:“世界日日在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泪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这段话中也包含了对玩弄文字游戏的文人的某种程度上的批驳。

我在前面提到:这一时期真正的纯文学比较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得出以下的结论:这一时期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大动荡,它所引发的是人的心灵的空前震荡。由此产生的多为批判性的作品和对人的精神实质的挖掘,如鲁迅就十分典型。而西学东渐对一些作家的影响巨大。许多的作家都复制了西方文学家的思想:如杜威之于胡适,歌德之于郭沫若,泰戈尔之于冰心,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之于巴金,马林诺夫斯基之于费孝通,康德之于老舍,燕卜荪之于钱钟书......这些现象被人说为“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需要检讨”。这大可不必,却也恰说明了我们民族的声音在世界中是如何的弱小。

三、对当代文学的思考及对当前文学发展的评价

在现代文学在精神上空前的洗礼之后,当代文学步入了其发展的空间。然而,当代文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时期文化的发展大致有以下三条主线: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提倡“赵树理方向”,对“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在延安,广大华北抗日根据地以及大后方许多重要城市建立起来的服从党的思想文化决策的新民主主义文学阵营;

在重庆国统区以胡风及其同仁为代表,依托30年代左翼联盟文学传统、继承鲁迅的现实战斗精神,坚持民主和进步的阵营;

在上海等地从30年代就开始发育至40年代渐趋成熟的现代都市文学和市民文学的文学阵营。

但在1949年之后,尤其经过1955年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及1957年“反右”之后,当代文学基本上成为延安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另外两条线索基本上在此中断。

“胡风集团”绝大多数作家身陷囹圄,写作的自由被剥夺,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自由主义和现代都市作家或放弃写作或远走海外。而坚持“五四”传统的内部作家如巴金、冰心等也长时间不敢写作。一些很早就投身革命的“左翼”作家如矛盾、郭沫若在创作上走向了滑坡,即“为文造情”。

从建国到1966年前“十七年”,追求和歌颂中国革命胜利进程中的“革命历史小说”成为主流,反映新中国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文学,包括有限度的反映社会矛盾的创作,因易犯禁,只在50年代中期前后昙花一现。“文革”期间,文学基本一片空白。

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学开始复苏。然而,经受“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病残的文学岂能说复苏就复苏。在此期间人们也作了许多探索,总的趋势是试图回归“五四”传统,再现三四十年代多元化局面,这便产生了与“政治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彼此对应的“新时期文学”。

50年代在“百花文学”中成名,随即消失的右派作家及一些中年作家如王蒙、高晓声等重返文坛。激发出了高涨的创作热情。同时纷纷回城的知识青年,如路遥、史铁生等以及城乡青年文学家如贾平凹、阿城等都为当代文学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可是尽管如此,“新时期文学”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多作家在取得些许成绩之后便志得意满,以致一次爆发式的感情宣泄之后便销声匿迹。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是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滋润的。因而在80年代中期之后,“失落了其本来就不甚坚固的精神原点”,不得不终结。

在90年代,文学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尽管文学创作队伍在80年代基础上有增无减,但精神蓄积的薄弱,仅靠一时的创作热情显得苍白无力。

文学发展到今天,基于以上种种尴尬的文化局面,文坛几乎没有任何大的风雨。偶尔看到几本新书出版,但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却使原本就经不起长久品味的作品顷刻间逃掉了其文学实质。大多数作家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为文造情,不求质量,只求速度;不求效果只求吸引人的眼球,同时大搞宣传,和商人合作,都是一丘之貉。为获利益,不惜牺牲文学神圣的本性,无休止的商业炒作是文坛变得面目全非。被一些读者疯狂地拜为偶像的作家如余秋雨、余杰,以及校园文学的代表郭敬明、韩寒的作品在大学图书馆里好像供奉了不少,而真正值的一省的却是微乎其微。同时笔者也不否认,有些作品确实灌注了作者本人的心血,并欲以此感动他人,但从当前的形势看,这些作品都基本上以个人为出发点,大多数都是“走极端”,“愤青”行为。在书中表现出的往往是另类,扭曲的人性,一种无谓的叛逆。但是,即便如此,终归出来了就是好事。可作品中那些不堪入目的词语却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创作的真正动机。人文关怀在一些作品中荡然无存,似乎发泄自己胸中的郁闷时文学应当承担的责任。尽管梭罗说过,“我要按内在的心写作”,他也十分推崇感觉与直觉胜过理智,宣扬个人主义。但他的前提是“简单而真诚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并把它作为自己创作的原则。在这里想要阐发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没有经过“心灵化”的过程便不可能成其为文化,不可能揭示一个社会现实的规律,那么创作就毫无意义,也就经不起生活的检验。

另一大弊病在于“学术剽窃”和“学术腐败”。“五四”文化革命中极力批判的“玩文字游戏”、“阿Q精神”、“瞒”和“骗”种种不良之风在当今较“五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拼凑文字、堆砌他人文章“砖瓦”以达目的者遍布文学掩盖下的每一个角落。“文学谎话”已司空见惯。

同时,说到当前文学就不能不剖析中国当前的教育模式。从小学到高中,直至离开学校、步入社会都在文学创作中饱受压抑。特别是初高中,某个同学的文思才情已初露锋芒,却在考试制度和分数的限制之下不能不走传统的作文模式。尽管近些年考试制度有了较大的革新,一些同学反而为了求新、求异,走出了一条畸形的路子。纵观历年高考的满分作文,不是千篇一律惹考官掉眼泪就是一篇篇蹩脚的仿古文言以及另类的非文学作品。一个文学传统,特别是我国有着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传统的延续,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仅仅以喊口号“文学××革命”必将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并且面临的文学问题绝不是某些人的使命,应是全社会的使命;在功利主义席卷全球的今天,文学面临着最艰难的选择。人们观念的更新叶绝不能简单地灌输以“文学面临危机,亟需拯救”的宣传式警告;同时更重要的是深陷文学功利主义的众多作家的觉悟,能否突破这一大障碍是文学能否再次掀起高潮的关键。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罗列的一系列问题,就必须从思想、精神灵魂上像“五四”文化革命一样,在全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