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代文学的社会作用

这半年多来，全球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金融危机了。昨天央视二套的《今日观察》节目，几位专家通过对百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分析后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然要经过发展、繁荣、衰退、调整、再发展、再繁荣，再衰退的过程。这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看到这里，我突然有个想法，中国百年来文学的几起几落，是不是也有其周期性的规律呢？

这段时间，我细细地梳理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感受着它的深浅与温度的变化：

世纪初的中国，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科学、民主的新中国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心声。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新思潮，新理念，产生了一大批要求变革现实社会的优秀作家：有把文学当成剑戟的鲁迅；有先天下而忧的朱自清；有指斥江山的郁达夫。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繁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文学，也和政治一样进入了一体化。这种文学的一体化形式，严重地违背了文学本身的规律性，文学应当有的特质如：文学创造的独特性和自我表现、文学的审美性、文学的个人生产等特点都没有了。只剩下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了。即使是这一点，也还是局限于当前的，及时的政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文学亦步亦趋地“紧跟”政治的状态到了极致，文学完全丧失了自我，成为了政治的工具。于是，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有着八亿人口的国度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文化荒芜：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散文、没有文艺评论。全国上下，除了大字报和批判文章再也看不到其他文学体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劫难！

1979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文革”结束，政治高压解除，个性意识觉醒，文学向自我回归。很多身心得到“解放”的作家们，又重新拿起了手中的笔，他们对这个时代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体悟和理解。他们的笔触由反映个人不幸遭遇的“伤痕”主题，逐渐转到用思辩的目光，从整体的角度去反映“极左思潮”的源渊的“反思”主题。作家们的社会意识、社会责任得到了一次集体的升华。到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借着宽松的政治气氛，加之自身规律的成熟，获得了群星灿烂的景象，完成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超越式回归。

可惜，这短暂的繁荣很快就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千百年来文学的“载道，言志”的社会功能被消解，文学被最大幅度地置放在商品经济运行的原则下。世俗的欣赏趣味的扩张，使得写作者和出版商们都希望在这种原则下得到好处。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化、粗鄙化、媚俗化”，一些作家，过多地在隐私秘闻、情色凶杀、江湖官场等等一些内容、题材上用力，世俗的欲念成为打开“市场之门”的钥匙。还有更年轻一代的女作家，则尝试着“用身体写作”，将最私性的体验祥尽而细腻地公示出来。从而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中国文学从而再一次跌入了低谷。

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其兴衰的主要原因，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中国文学曾经因为太近切地“为社会，为政治”而失去了自己，从而文化出现了荒漠化，而如今，文学又因为失去社会关联的“为自己”而失去了广大读者。

对于这种文学现况，我感到很迷茫，迷茫于文学的走向，迷茫于文学的价值，我觉得自己无法向前走了，于是，转向了人物传记的写作。

我用了长达五年的时间，写了一位书法老人的传记。这位老人把中国二十世纪最艰难的路走完了，他经历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人生所有的苦难：丧亲、流亡、失业、关押、劳改、苦役、批斗、孤贫、饥饿、疾病。直到七十岁时才重获自由。在苦难的岁月里，他靠着哲学与书法，不但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解决了前辈书法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用魏碑笔法书写连绵大草。在他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中，我们看不到丝毫的沮丧、哀怨，看到的是他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书法不仅要能娱人心目，更重要的是应成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振奋民族精神的武器”。

我从老先生对书法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中，感受到了文学的社会作用。

居安思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当下最为清醒、最富智慧和最具战略思维的精神活动。文学除了个人化的自我关注、低吟浅唱，除了热情洋溢的盛世礼赞，难道不应该有深广的忧患意识，有巨大的心灵震撼和深广的醒世、警世意义么？这是一个写作者的社会责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