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大陆:黑帮电影叙事的分歧

说起来,黑帮片的定义是明确的。“‘黑帮’是广义地包括一切不法之徒和犯罪分子。与描写破案过程的侦破片不同,黑帮片不聚焦在某桩罪案上,不以执法人员为中心人物,也不一定非以犯罪分子落网为结局。黑帮片以黑帮头目或黑帮分子为中心人物,以黑帮人物的犯罪活动或兴衰历史为中心内容。”① 可以看出,黑帮片拒绝现实社会的理性“执法人员”,将黑帮虚构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描述黑帮兴衰历史的同时也潜在地诠释了存在的合理性。从叙事结果来看,虽然黑帮分子“命归西天”,但由于并不表达正义的介入,善恶的混淆形成了价值判断的含混。因此,在国家电影政策干预下,黑帮片在国内的电影市场上被禁,甚至涉黑内容都在禁止传播之列。

  事实上,时下流行的武侠大片与黑帮片颇有相似之处。区别仅在于武侠大片借用历史的朦胧把暴力、性爱等多种元素包裹起来,用遥远幽深的时间长廊成功地遮蔽了特殊题材对当下现状的影射;而黑帮片是以边缘空间(一个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空间)来容纳这种具有现实观感的暴力与血腥,很难驱除现实状态的隐喻与联想。这就造成了两种类型在国内截然不同的命运。但另一方面,黑帮片在合拍片、引进片以及影碟音像市场上的热闹,吸引了许多观众的注意。近年来,黑帮电影在类型元素不断裂变与重组中,已逐渐走出了表现黑帮斗争的浅表层次,挟带着政治批判、唯美追求、人生哲理等纷繁多义的主题,进入了描摹复杂人性的深度。这从威尼斯电影节对杜琪峰执导的黑帮类型片《放逐》的接纳②,就可以明确体察到黑帮与文艺片的融合迹象,杜琪峰的系列作品就被称为“黑帮文艺片”。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从政策的角度限制黑帮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从艺术上否认黑帮片的价值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一、思想资源:提升黑帮类型的精神

  众所周知,黑帮片在国内电影市场上的缺席由来已久。贾磊磊仅用几部电影就概括了黑帮电影在新时期20年的发展:“在1977-1997年,中国的帮派电影的出现无疑是受到港台黑社会动作片的影响,《一无所有》(1989)、《外滩龙蛇》(1990)、《京城劫盗》(1992)、《绑架在午夜》(1993),这些影片虽然没有形成经典化的制作风格,没有大师巨作,但也出现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这样的同类影片中的重要作品。”③ 除了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余几部均是默默无闻。而与之相映的是,黑帮类型电视剧却曾在国内荧屏上大行其道,《黑冰》、《黑洞》、《黑雾》等大量黑字当头的涉案剧吸引了观众眼球,陈道明、王志文、孙红雷演绎的黑帮人物超过了正面人物的魅力,掀起了一股富有中年男人魅力的黑帮老大的浪潮。此后虽被广电总局管制,但无论怎样,电视剧对黑帮类型的实践大大超出了电影。因此,大陆黑帮片在创作思路上受到严格的限制,数量偏少,不可能形成严密的叙事逻辑与相对成熟的叙事套路,没有用大陆题材的内容培育起欣赏黑帮片的观众。

  我们知道,任何类型片背后都存在着某种思想资源的支撑。黑帮片也不例外,与武侠古装片一样,只要不满足枪战打斗的黑帮片都要寻找提升题材的精神资源。大陆黑帮电影在类型整体上的缺席,其实折射出支持黑帮的思想资源在主流文化中的式微。我们只要考察一下香港黑帮电影就可以知道,其精神状态无外有如下几类:

  1.极端的个人主义。它既有自主独立的积极一面,又存在着自私自利的消极一面,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系列提供了行为的依据与真实的心理动机,均能唤起观众真实的心灵感应。就黑帮电影的嬗变来看,积极意义所张扬个人风格的英雄系列呈现出逐渐淡化的轨迹。个人英雄主义在“吴宇森系列”、“林岭东系列”,如《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近年来,如杜琪峰的《枪火》、《放逐》、《黑社会1》、《黑社会2》、黄精甫的《江湖》等等,人物完全取消了正、反的对立,黑社会中核心事件刺激了黑帮头目自私的本能,展示出人性极端恶的一面,应该说《黑社会》系列电影推翻了观赏的惯例。一般说来,即便在黑帮电影中,大都也以相对的善恶,来区分正反人物类型,如《江湖》中下手狠毒的左手与相对宽容的就哥,双方都有机会面对镜头阐述自身的人生哲学,但到了给黑社会写史的杜琪峰这里,黑帮头目均以极端狠毒的手段牟取权势,我们很难判断人物的善恶,也就很难产生必要的情感认同。在这里,极端个人主义为反面人物提供了思想的资源,仅以真实的本能欲望促使对现实生存的残酷性的隐射与联想,赢得观众潜意识的支持。然而这恰恰是大陆主流文化所反对的。

  2.宿命论。这是一个既充满神秘色彩又具有传统基础的文化资源,在唯物史观面前被归属于封建迷信的糟粕中。说起来,宿命论的出现总是伴随着认知上的不可知论。所谓“天性所爱,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郭象《养生主注》),宿命论将善恶之争与因果报应联结起来,既构成了黑帮电影的叙事逻辑,也表达了对社会历史最直接的观念。这在香港的黑帮电影中屡屡可见,如黄精甫的《阿嫂传奇》中决定命运的硬币,当然最直接阐述宿命论的莫过于杜琪峰的《暗花》。耀东一出场就有一个特写,手里拨弄着弹球,他在监狱中竟然也能抛玩弹球,说出了“你我就象弹球,弹到哪里,什么时候停,都是身不由己”充满宿命色彩的对白。那个诡异得无所不能的洪先生,更像是高踞人类顶上的上帝,先知先觉地安排人物命运。宿命论加强了影片的人生体味,但它是单就社会人生而言,黑帮人物们对宇宙自然没有兴趣,因而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宿命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悲剧意识。他们是面对自己现实人生的失败而进行的自我宽慰,既是对现实无奈的认命,更是自我放纵的人生哲学。正如钱钟书所说:“宿命论本质上是失败主义的、消极的、导致懒散和迟钝的、逆来顺受的态度。”④ 失败主义的宿命论削减了黑帮的英雄气质,在释放现代社会带来的负面情绪方面,尤其能得到底层大众的理解与共鸣。